老石（化名），来自河南周口，现年46岁，在郑州的工地上以钢筋工为生，是个独身汉。这五年里，我经历了三段不同的“临时关系”，但却没有领到任何结婚证。如果在村里说起这些，我想必会成为人们嘲讽的对象。然而，我仍然乐观地告诉工友们，和人搭伙生活，远比正式结婚的滋味要好得多。虽然嘴上如此说，但当小满前天背着包离开时，我的烟抖得始终点不着。

我在郑州东站附近的工地上，工作每天八小时，收入两百八十，食宿都有保障。尽管在风雨中来去，拥有一个伴侣共享生活，总比孤身一人强，心中对此我深有认同，也把它当成一种自我安慰。

第一个搭伙女人叫春梅，来自四川南充。她那年三十二，曾婚离子，留有一个女儿在家乡。我四十一时，她在工地的食堂帮厨。我们同居期间，我每月给她一千五的生活费，她负责我的三餐，并不嫌弃我粗糙的生活习惯。春梅做的饭菜手艺很好，蒸的馒头松软可口，炒的菜香气四溢。每当我下工回到宿舍，饭菜总是已准备好，有时还会有鸡蛋。我曾因重活扭了腰，她夜里端水递药，守着我半宿，用热毛巾为我敷腰，整整一夜她都没合眼。

在一起一年之后，她的女儿需要上学，就回到前夫那里，而她也不得不回南充。临走的前夜，她为我缝制了两个鞋垫，叮嘱我说“石哥，你脚大，得垫得软一点”。那针脚虽然有些歪，却十分结实。我只是含糊地应了一声，第二天送她去镇上的汽车站。她走后，我的板房冷清了半个月。工友们笑我，指着我开玩笑，老石，你这是动了真感情？我强装镇定，反驳道：“胡说，搭伙而已，谁离了谁也活得下去。”内心却充满了空落。

春梅走后的前半年，我在食堂吃饭时，时常想她的手艺，甚至梦见她蒸的馒头，醒来时发现枕头的湿角。骂自己没出息，毕竟她也只不过是个搭伙的而已。后来的某天，老万给我介绍了一位本地离异的女士，然而当我见面时，脑子里满是春梅。对方问我问题，我总是答非所问，甚至没吃完就匆匆离开。老万埋怨我死板，我则坚持是因为被春梅惯坏了，其他女人的饭我始终咽不下去。

那天春梅走时递给我一把花生，嘱咐我说喜欢嚼这个。我握着那把花生，站在车站的风口，直到她的车驶远我才忍不住红了眼。那把花生我计较了整整半个月才舍得吃。过年后，她给我寄来了女儿的照片，并写上“石哥保重”。那张照片我贴在板房的墙上，每天都看。工友们调侃我说，这是在怀念吧。对此我不置可否，心里却觉得比母亲的来电还要温暖。

过年回去时，我给母亲看了那张照片，妈问那女孩是谁，我只说是工友。妈却劝我，该找个伴。对此，我只低头不语。春梅走的那年，我在孤寂的夜里悄悄哭了整整一宿。

第二个搭伙的女人是阿秀，她来自贵州。她在工地旁边卖袜子，性格好得很，总是称我“石哥”，说我很可靠，想跟我回周口安家，帮我洗衣做饭。为了维持这段关系，我每个月照样给她生活费，甚至借了三千元给她进货，承诺先卖后还。

然而好景不长，某天我醒来发现她连同摊子一起消失了，而我借给她的三千元也随之而去。回头看去，只留下一张写着“石哥对不起”的字条。我在板房门口蹲了半天，心里生气又失落，工友们敢说报警，但我只想把这一切当成丢了的东西，那真是丢人现眼。经过这次经历，我变得更加小心，心也重新收起来，知道该保护好自己的利益。

自此，见着女人我都该打个量，阿秀走后的人情世故让我更反感，我甚至连工友们的老婆递过来的烟都不敢接。老万嘲笑我说老石这是被蛇咬了一次，结果今后却连草都不敢碰了。对此我只是冷眼回应，时常反复想着那三千块钱，让我心里发苦。

后来得知阿秀在别的工地再找了人，我感到无比释然，将她的条子揉了，但心里依旧剩下一块空缺，仿佛被挖掉了一块肉。

小满是我交的第三个搭伙对象，与前两个截然不同。她来自云南，剛踏入二十六岁，作为工地的小工搬砖。她的生活背景也并不幸福，父亲因矿难瘫痪，母亲再嫁，如今独自漂泊。小满性子温静，从不多言，和阿秀完全不同。

她搬来时，我定下了几条规矩：经济各自管理，生活费我出，其他就不谈了。小满不但没有反感，默默地做好所有家务，生活尽心尽力。我也渐渐欣赏起她的朴实。她做的饭简单些，少油少盐，原因是怕我年纪大了健康会出问题。每次我说“凑合”，内心却都有些温暖。

晚上板房里冷，小满悄悄把厚被子转给我，而她自己则盖着薄被，我心里有些感动。某次我发高烧，迷迷糊糊中感觉有人在用凉毛巾为我降温。第二天她一脸担忧地告诉我我烧得很厉害。

有次她给我缝扣子，我的工装缺了三颗。她仔细地一颗颗缝好，好看得多。我嘴笨得只说了一声感谢，她却笑着说“家里人不必谢”。这种“家人”的称呼让我默默品味了很久。某天夜里，我听到她偷偷哭泣，原来是父亲催着要钱，我心如刀割，又暗暗给了她五百元，她却不知道。

感情在逐渐加深，虽然彼此心里都有数，但也不言语。某次她手划破了，我毫不犹豫地拿出创可贴帮她处理，心底却涌起一股温暖。生活的点滴在此深化，打破了我曾经对搭伙的简简单单的看法。